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字体： 小 中 大 分享到：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2021-11-17 08:54:48 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10月是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100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总书记在给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一百多年来，几代古人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展示了仰韶文化的起源、发展脉络、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为更好地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门百年年轻学科，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本文旨在回顾和阐述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金文、石刻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金石学偏重于文字材料的描写和考证，以达到考证经典、补充历史的目的。金石学在清代乾隆时期迎来全盛时期，发展到清末民初，资料收集和研究范围扩大。金石学收集、书写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文，一些作品还描绘了器物的图像，并部分记录了土地，有助于这些器物的研究。历代学者和史家通过金石学的研究，重视古器物的传统，也为后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起源(1921-1927)

1899年，王在“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引起了罗振玉、刘铁云等碑刻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藏经洞，里面存放着古籍和其他文物。大约在同一时期，在甘肃居延发现了汉代竹简。这三个发现，以及“反古派”，打破了历史学家以往对古代文献的信仰，使中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起，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寻找矿藏和收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对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仰韶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序幕。这就印证了中国第一个考古文化——仰韶文化。因此，将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是符合历史现实的。

1926年初，从美国学习结构人类学归来的李记对夏县尹喜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安特生一起发掘仰韶村遗址的袁复礼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发掘成果《尹喜村史前遗迹》出版于1927年。西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一样，一起成为中国考古开始的标志。

中国考古学的开端(1927-1949)

1927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开始发掘周口店遗址。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发现大量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的痕迹，证实了北京人的文化遗存。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斌到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主要目的是寻找商代甲骨文。自1929年以来，李记作为历史和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一直负责殷墟的考古工作。1930年，在国外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参加了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为的是追溯殷墟商文化的源头，鉴定出除仰韶文化之外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迹，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此后，梁思永赴安阳参与殷墟发掘。通过对安阳后港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墟文化的地层关系是自下而上分层的，称为“后港三层”，并从地层中求解出以彩陶、黑陶、灰陶圩为特征的三种考古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相对年代。

1928年至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大量的文物出土，为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此期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对陕西宝鸡东周至秦汉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浙江李溪湖博物馆石鑫发现良渚遗址并进行考古发掘。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和助理林明军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瑞联合成立西北科学考察组，考察发现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曲石高昌墓地，考察塔里木盆地周边汉唐时期的城堡、寺庙、沟渠和驻军遗址，考察发现罗布泊尔附近的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火台遗址。

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几十个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的史前文化，确立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顺序，培养了一批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49-2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和其他事业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国新考古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恢复。

1.大量考古发现问世

这一阶段的主要考古发现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山西阳高许佳尧人化石、沁水夏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化石；广西桂林腰皮岩、陕西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陕西庙底沟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长江下游草鞋山遗址、马家浜遗址、崧泽遗址、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和屈家岭遗址；黄河上游马家窑遗址和青海乐都刘湾；华北早于河北磁山遗址仰韶文化和河南新密裴李岗遗址。这些发现使考古界对各个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顺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古都发掘包括河南洛阳二里头、偃师、郑州商城遗址、殷墟、安阳、陕西长安西周高枫遗址、北京房山西周刘立河遗址等。陕西咸阳秦都、汉长安城和韩伟洛阳城、陕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这一时期发掘了一批不同年代的重要墓地，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墓和殷墟傅灏墓，陕西三门峡辉县战国墓和郭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长江中游战国楚墓， 湖北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洛阳邵沟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明定陵等等。 手工业遗址有河南省珙县铁生沟、各地汉代冶铁遗址、唐宋瓷窑遗址等。

2.考古机构和队伍逐渐形成。

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现阶段，许多省区都成立了文物工作队，承担本省区的一些考古工作。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安阳工作站，分别负责殷墟、高枫、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

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国家基础建设的逐步发展和考古人才的短缺，北京大学历史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开设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同期，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学家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名学生参加了培训。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3.科技考古和对外交流起步。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中国考古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断代的历史。同年，中韩学者共同发掘了东北大连的尚钢、商楼、双坨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的龙泉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与外国学术界合作在中国进行探索。

总的来说，通过这一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考古界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的。揭示了中国大部分省区史前时期的考古文化特征。在商、西周、东周、汉、隋、唐、宋元等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考古发掘。，初步了解了其建造、使用年代和布局，为下一时期的全面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1.全国各地都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许多考古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的数量一直在激增，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100个左右增加到20世纪末的每年数百个。挖掘面积也增加了几十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市考古机构以及部分高校、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长江沿岸部署了约80支考古队，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发现了1300多处遗址，成果丰富，从200万年前到近代，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了大量的地上和地下遗址，这对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在山西、安徽等地，先后发现了200万年前猿类生活的遗址，使中国出现人类的时间提前到200万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研等地出土了距今15000年至12000年的陶器，证明华南和华北可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最早的地区之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古笛，距今8000多年，用鹤的翅骨制作，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平。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龟甲上刻有类似商代甲骨文的符号，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是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聚落。聚落中出土了世界上确认的最早栽培的小米和黍，说明小米和黍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雕刻成龙虎图形，与战国至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一模一样，提示汉代“四神”思想可能源远流长，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和形成的世界观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辽西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了一个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巨大石台。附近有庙宇，有大大小小的女神和动物雕像，许多小山上用石头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和玉人的大型方形石墓。据此推测，应该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的古代神权国家。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也发现了大型祭祀遗址，大致与牛河梁遗址同时期。附近墓地有数百件大型随葬品，很多都是制作精美的玉器，反映了当时玉雕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与分化。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大约在5500-5300年前，各个地区都相继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不同地区的上层阶级之间有了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最早的中华文化圈。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多个祭坛。祭坛上埋葬着几座高级墓，一些大型墓与之合葬，象征着墓主人掌握着祭祀权和兵权的玉琮、玉璧、玉葡萄藤。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有祭祀区、宫殿和手工业作坊，出土了数万只红陶杯和大量的人、动物小泥塑，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在市中心发现的肖佳屋顶文化的瓮棺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包括肖像和凤凰鸟等动物形象。这个城址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址，说明它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三庙群。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数百座有高级随葬品的大墓和大量无任何随葬品的小墓，表明当时黄河中游的阶级分化相当严重。

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是了不起的。重要发掘包括:1983年商代早期都城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为夏商及其文化边界提供了一个里程碑。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座三星堆文化晚期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青铜、黄金、玉器和陶器，其中有几十件青铜头像和比实物大几倍的巨型青铜面具，特别是2.6米高的同里人和3.5米高的青铜神树，以及江西新干发现的商代晚期墓葬，成为这一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陕西周元扶风和宫遗址，河南三门峡郭墓，是这一阶段西周的重大考古发现。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西汉杜陵、西汉南越王墓是汉代重大考古发现。唐代大明宫和陕西安扶风法门寺地宫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规模宏大，展现了汉唐盛世景象。吉林集安高句丽城及贵族墓葬、渤海上京龙泉府及贵族墓葬、辽金高级贵族墓葬、新疆尼雅、楼兰古国、青海吐蕃墓葬、云南石寨山滇墓葬等边境地区各个时期的考古发现，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证据。

2.中国的考古队伍和人才建设正在逐步完善。

1979年，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考古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考古学会通过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座谈会和地区考古工作会议，带领全国考古工作者团结奋进。80年代上半期，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队更名为考古研究所，数量从一二十个增加到几十个甚至近百个。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负责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同时围绕学术课题积极探索。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世茂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兴侯遗址等。)都是由这些地方考古机构承担的。为提高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国家文物局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多次举办野外考古队领队培训班，为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国考古的意识与日俱增。

逐步开展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古城起源与发展、古代手工业、中外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例如，除了辽西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5000年前后一些与文明起源有关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夏耐先生和苏先生的指导下，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达到了高潮。苏的“星空”、“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等中华文明起源学说，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苏提出的植物区系类型理论，对全国考古文化谱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4.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取得了重大进展。

考古年代测定、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古代动植物的原料起源和制造技术研究、金属、玉器和陶瓷、古环境、古骨骼研究、古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自然科学技术在中国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破代工程是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聚集了十余个学科的百余名学者。围绕夏商周及相关历史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意义深远。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漆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一大批易碎文物被成功提取并得到有效保护。

5.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交流越来越活跃。

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数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进行调查和探索。它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使国际考古界逐渐了解了中国考古学。

(3)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考古学的持续重视，考古学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国考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重要考古发现硕果累累。

华中、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周口店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发现一脉相承，为“伴随杂交的连续进化”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浙江浦江上善遗址和新发现的桥头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0000-9000年的稻作遗存和聚落。北京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距今10000 ~ 9000年的栽培粟和黍。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稻、粟、黍，说明这些作物都是华夏先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在探源工程的带动下，发掘了一批重要考古遗址。2006年，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近十年来，外城已确认在内城之外，面积达630万平方米。2015年，在古城北部靠近山丘的地区发现了由几座大坝组成的五公里长的巨型防洪大坝。文化遍布长江下游，反映出以良渚古城为首都，以苏南、浙北、上海为区域中心的早期国家在当时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进入国家文明社会。在湖北天门石家河中游，发现了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谭家玲古城，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的“肖家屋基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出土了数十件制作精美的玉器。这说明它可能是4700-4000年前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三苗群中心。4300-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大古城。黄河中游最古老的宫城发现于城东北。城内发现一座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宫殿屋顶用瓦片装饰，室内墙壁粉刷。在陶寺遗址的南面，还发现了一座观测天象和确定农时节气的天文台，这是世界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天文台。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特征、天文观测设施等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十分吻合，很可能就是尧都平阳。陕北榆林神木世茂城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城墙建有马脸和角楼，防御色彩浓厚。城市的中心是皇宫，一座十几米高的大型宫城，是由人建造的。它被几堵高楼围起来，有一个宫殿底座，舞台上有一个广场。有出土的浮雕和圆形雕刻，与青铜装饰相似的动物面部图像，以及十多个大型英涛，舌簧和数万根骨针。世茂古城所在的陕北高原也发现了许多同时期的石城遗址。这个群体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北方强大的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及多处宫殿遗址。中轴线前后数个院落的宫殿体系和最早的官办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时期，发明了由戈、张、刀组成的青铜容器和玉器礼器。这些礼器到达华南、华北、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的甘青地区。这一阶段，在殷墟环北河北岸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环北商城。陕西周元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城址、道路和祠堂。金沙遗址发掘出古蜀国的高级祭祀遗址。秦始皇陵考古、汉阳陵考古、汉魏洛阳城考古、隋唐洛阳城考古、扬州城考古、汉唐陵墓考古、侯海印墓、曹操墓、杨迪墓、青海热水吐蕃墓考古、渤海考古、辽商考古、廖玲考古、金元都城发掘、金代长白山祭祀遗址发掘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多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2.国家重点工程陆续上马。

2002年，“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启动。它的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项目之后，国家在“十五”和“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支持的又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项目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所承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高校的70多家单位参与。考古学、古代史、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分子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遥感、天文学、地质学、冶金学、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流学科的400名专家学者。，参与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大型古文明综合研究。该项目秉承“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若干大都市遗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遗址及其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各地区的文明进程、环境背景、商业形态和相互交流，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和机制。根据工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文明观，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观点。指出在5000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迅速的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代文明阶段。提出从5500年前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辽河流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一个交流互动的圈子，产生对龙的崇拜，出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珍贵物品(多为精美玉器)以显示持有者的高贵地位的礼制。发现在4500年前后，西亚发明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相继传入黄河中游，并很快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发明的谷子和黍的种植也传到了西亚。中国各地区文明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2018年，“考古中国”项目的启动，推动了一批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国家文物局为支持各地区积极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提出了大型考古框架《考古学中国》。其中，围绕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辽河流域地方文明进程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被列入项目。“考古中国”有效促进了各地区考古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增强了考古发掘的学术性。

3.考古机构和专业队伍不断壮大。

201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产生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立了20多个专业委员会。八年来，各委员会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了中国考古学会团结领导全国考古界、推动考古研究的作用。同时，国家级、省级、市级考古研究机构不断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支老少结合的专业队伍，构建了学科门类齐全、科研手段丰富、科研设备先进、学术视野开阔、思想方法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各省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十几个省会城市和一些经济发达的非省级地级市也成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所。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考古钻探的公司，我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

4.考古遗址保护效果显著。

1995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大遗址保护的概念后，进入新世纪后，选择了100处大遗址(后来又增加了50处)作为全国大遗址的重点保护对象，组织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自2010年以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已被分批审批。目前已有36块地获批上市，60多块地作为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文物保护和城建、旅游等部门共同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责任，意义深远。考古博物馆使人们能够近距离观察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感受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体验灿烂的华夏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5.考古出版成果丰富。

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设立重大项目基金，支持考古项目研究和重要考古发掘报告整理。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发掘资料积压和无法及时整理出版的问题。近20年来，已有数百篇考古发掘报告发表，学术著作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三版和《大慈海考古卷》第三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词典》的出版满足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需求。目前正式出版的考古与文物研究类期刊有10余种，非正式出版的非核心期刊或学术期刊有数十种。

6.考古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除了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外，成立于200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还评选出“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使公众及时了解重要考古成果。与考古文化界和媒体联手，加大考古成果的宣传力度。比如，在发现的基础上，中央电视台开办了《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国家宝藏》等节目，各地各级博物馆举办了丰富的文物展览，各地考古研究机构也积极普及考古成果。中国考古学会还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以协调和指导全国的公共考古活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地方电视台也适时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了直播。其中，今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直播在微博中累计获得71亿点击量。中国考古学正在走进大学、中小学的课堂，普通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中国考古学正在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的作用。

7.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日益加快。

完成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从“请进来”到“请进来”“走出去”，再到2013年以来“走出去”的转变。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名中青年考古学家参加德国考古研究所欧亚考古研究所在罗马尼亚的发掘。自2005年以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合作，在蒙古进行考古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越南同行合作，在越南北部进行了联合发掘。

在***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考古学家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在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家开展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考古队受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15年和2018年，分别开始了对中美洲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和新王国时期埃及首都蒙图寺的发掘。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先后在南部非洲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2016年至2019年四年间，共有32支中国考古队赴22个国家实施了36个中外合作考古调查发掘项目，足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这些海外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显示了中国考古学家积极参与人类起源和世界其他古文明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呈现出中外互动的良好态势。

此外，自2013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了国际声誉。论坛不仅有效促进了国际考古界的交流，也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纽带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中国考古越来越国际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正在从考古资源大国走向考古研究强国。

2020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最新考古发现及其意义进行集体学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意义。今年10月17日，***总书记给在河南三门峡召开的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周年大会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考古界深受鼓舞，兴奋不已。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考古学正在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家代代相传，承前启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梁思永、裴文中、夏鼐、苏，王中书、、贾兰坡、童、苏白、邹衡、俞、许、张中培、张长寿、安、乌恩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非常想念他们。、邱士华、、徐光基、郑、尹、李、郭大顺、等老专家仍然活跃在中国考古的舞台上。同时，在50后、60后学者的带领下，70后、80后一代成为考古战线的中坚力量，90后、80后迅速成长，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世代传承，后继有人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王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3版)

【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