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记流年》：当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结构

朱著年出版社

书的正文之前或文章标题之后的注释

一个作家的一生，首先是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对我来说，无非是阅读、旅行、欣赏——艺术与美酒、写作。偶尔说话——引用佛经，意思是“和别人说话”，也是通过自己的立场和理解与别人交流。说到底，就是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在编撰这本小书的时候，我想和以前的书有所不同，那就是用这些文字来展现一个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诗、酒、爱——你可以有文字也可以有文字，自然中的事物，世界和人。如果你住在城市建筑森林中某个单元某层的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环游世界。

在中国，真的有稍微深一点的生活。

惜春因叹华光短，忆流年于言。-洛伊

阿来将他的新散文集命名为《用写作记录时间》。文章被视为记录逝去岁月的一种手段，说明阿来无意将这些文章做成精美而孤独的艺术品，而是致力于在岁月中书写作者本人。作为艺术品的文章当然好。它们有规则和韵律，就像古董架子上的精美瓷器。相比之下，记录流年的文章更像是旅者的烂摊子，烂摊子可以精致，但关键在于它的质感，在于顶层斑驳的旅尘。就像阿来收藏中的文章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巧妙的结构，但我们总能看到一个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慢慢地走着，环顾四周，感受着，思考着。这样的人物在作为艺术品的文章中是找不到的。

赖真的很爱旅行，但是他的旅行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一再表明，旅行时随身带本书是他的习惯:去拉丁美洲时，他精心挑选了《聂鲁达诗集》，诗人以那片土地为基础的歌唱伴随着他的整个旅行(《带诗旅行指南》)。这种旅行习惯让人想起很久以前，人们普遍不愿意或不可能离开家乡，只有少数人被动或主动吃苦。他们去很远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拍一些照片，品尝一些美味的食物。那时候，旅行不是消费和娱乐，而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难忘的一部分。在这种人生体验中，岁月的山河被镌刻到旅行者的精神结构中，旅行者的眼睛反过来反映岁月的山河。正如阿来在《回望成都的辽阔》一文中所写的，杜甫之于成都、之于四川。

据阿来说，生活在四川的杜甫，几乎不能成为一首没有任何东西的诗。虽然流离难写，但一旦安下心来盖草堂，选址、种树，甚至弄个大瓷碗，都可以成为歌唱的对象。一千年后，我们把这些歌曲视为“诗史”，但对于杜甫来说，他并没有刻意写历史，而是认真而深情地活着。赖也是如此。他的认真和深情不仅仅是在旅途中。在《文艺·刘基年》中，阿来谈山、谈酒、谈桂花、谈老友，都带着旅行者的好奇心，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足以构成一场冒险。在这些日常的冒险中，阿莱也不仅仅是略读表面，而是寻求他人的建议，仔细思考，更重要的是深情。你讲的东西，往往是别人笔下的玩物；在阿来这里，不可能老老实实待在古董架子上。他们在行动，面对阿来，他们在争着说些什么。

那我们就能理解阿来为什么那么崇拜杜甫了。很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在成都生活了很长时间，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传统，一个中国文人的传统。我选择了“文人”这个词，而不是“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后者似乎指向了专业细分后的一种社会功能。“文人”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构成，是指一个小个体在面对广阔的世界时，总是以求知、思考、审美为本能，进而将自己推向无限。就像阿来对水杉的关心一样:热爱植被似乎是文人墨客的兴趣，但面对水杉，为什么阿来只看到自然风光？他在思考近代以来中国自己的说话方式是如何被外国的命名体系压制的，逐渐找到了说话方式的大命题(水杉，一棵树的故事)。在庄莉的演讲中，阿来还提到了一个抗战时期在这里历史语言学院学习的年轻人。因为研究不够好，他去金川当县令，几个县令都不敢管一个劣绅。他一上任就被枪毙，当然也因此而死(《儒林外史——谈庄莉》)。

这两个不同寻常的、英雄的例子，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文人”用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锻造了怎样的精神结构，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的坚韧与壮美。

由此，我们可能对这本选集的前两篇文章——关于《云中故事》的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里，阿来对此只字未提。十年来，他学习、旅行、娱乐和饮酒，但他从未离开汶川。这位当代“学者”始终以他的严肃和深情承载着对家乡和国家的难忘记忆。如果不是，为什么阿来要等十年才写灾难？(丛)